2014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教育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向纵深推进。面对重大教育事件，面对现实的重大教育问题，我国教育研究紧扣时代脉搏，观照现实问题,在科研产出和成果质量上都呈现出新气象，在服务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教育理论的新拓展，为教育综合改革提供了新的思想支撑。
以法治方式推进教育改革
事件：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从顶层设计上为法治国家建设指明了方向。
态度：教育理论界围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改革展开深入探讨。
教育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呈现出新型的民主形态。有学者认为，依法治教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教育治理的直接目标是善治，即“好治理”；最终目标是“好教育”，即建立高效、公平、自由、有序的教育新格局。
有学者认为，教育效能、教育自由、教育公平、教育效率、教育秩序等五个方面应成为衡量教育治理能力大小、教育善治与否的最终标准。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应为五个方面：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与规范化，二是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三是治理运行的法治化，四是政府、市场、社会在治理中的结构一体化，五是在既定时间内取得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教育既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有力途径和手段，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加快教育法治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教育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教育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教育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教育法治保障体系等；各级教育部门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各级各类学校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把教育改革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使任何改革发展均有法律依据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事件：2014年2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影响：坚持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为一体，确立了立德树人的价值根据和价值标准，明确了新时期“德”的科学内涵。
立德树人是教育综合改革的核心。有学者认为，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成败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评价标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深化综合改革为支撑和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该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价值观教育的特点。有学者强调，要通过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和生活化的形式，引导青年学生在勤学、修德、明辨、笃行上下功夫，帮助他们自觉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考改革步入“深水区”
事件：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12月，教育部印发4项配套措施。
态度：学界就高考改革展开新一轮讨论与研究。
高考改革面临挑战。学者普遍认为，本次改革的突破口主要在于改进评价制度，改革高考的方式和内容，实行分类考试，规范和减少考试加分。这些改革举措具有完整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可行性，符合我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有学者认为，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考改革公平问题引发讨论。有学者认为，公平是高考改革的关键问题，高考改革应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宗旨，取信于民。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在维护形式公平的同时，努力提升实质公平，逐步推进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探讨高考改革的模式及路径。有学者从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六个方面，分析了“六位一体”的高考运行模式。在高考改革的实施路径方面，有学者认为，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其次要加大治理力度，规范考试招生秩序；再其次要坚持综合协调、循序渐进。还有学者强调，推进高考改革需要多方面的协同推进和社会的广泛支持。
教师应有崇高价值追求
事件：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学生，号召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影响：教师职业价值追求与专业内涵等成为热点研究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职业的崇高价值做了深刻阐述。学者普遍表示，我们要增强对教师职业重要性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追求，每一位教师都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做良好社会风尚的积极推动者。有学者认为，教师专业发展就是教师专业实践的改善。
自1998年以来，我国教师教育体系进行了急剧的变革，但目前的教师教育体系还很不完善。有学者认为，要深入推进教师教育改革，从课程内容和教学上加强师范生的专业素养培养；关注师范生与教育教学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特质和心理素养；加强学科教育类课程及其学习的政策导向，重视师范毕业生工作适应能力和发展需求；在系统的教育理论及专业技能培养和训练基础上，切实推进教师综合社会地位的提升，努力树立中小学教师专业人士形象。
当前，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存在着概念体系不够科学、学科性质没有清晰界定、研究方法简单移植、研究重心偏实用化、学科制度建设不够成熟、研究队伍尚未形成等问题。学者认为，需要加强教师教育的学科制度建设，开展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培育高水平教师教育学科队伍，提升教师教育学科整体研究水平。
反思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事件：2014年9月，英国教育部选派72名小学数学教师到上海考察学习，起因是上海中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连续两届获得数学、阅读和科学第一。
影响：国内教育研究者对此一直进行讨论和思考。
参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能把上海基础教育和学生学业水平放在全球参照系中对比检验，利于找准位置，探索适合我国的发展路线。有学者分析，从中获得的大量学生学习质量监测的准确数据，可为国家和地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也有学者认为，相对欧美国家教学目标与实施的多元化而言，我国中小学教育精通考试之道是中国学生在测试中取得高分的原因。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在帮助我国学生取得高分的同时也阻碍了高阶思维发展及批判性思维形成，所以我国基础教育更应思考如何突破困境，以提升整个民族的创新力。
学者认为，要充分利用国际标准和话语将中国教育经验推向世界。希望通过参与此类项目，更深刻地理解教育公平，推进普及更加均衡的教育，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态度。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与教育强国的今天，我国教育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参照系来衡量自身的位置，因此，我们要以更科学的认知和更理性的态度来审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
持续推进“慕课”研究
事件：清华大学“学堂在线”2014年11月拥有了70万有效学习者。2014年5月份，深圳大学发起的地方高校优课联盟启动。
影响：“慕课”会给教育带来多大的影响，成为当前关注焦点。
有学者认为，与传统课程相比，“慕课”最重要的价值是推动了封闭的大学课堂向开放、共享、多元转变。也有学者认为，要正视“慕课”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学习者学习持续性不强、退学率高、交流互动不足以及网络教学难以适应实践教学需要、教学模式单一、学分认证遭到质疑等问题。还有专家指出，优良的文化传统、校风、学风将对学习者成长成才产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模式还不能完全取代学校教育。
“慕课”以其独有的特征催生了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即个性化学习。有学者认为，“慕课”的教学模式可分为基于内容的、基于网络的和基于任务的三种，拥有包括在线学习有效性、精细掌握学习、学伴交互协作和复杂系统自组织等核心学习机制。“后慕课”时期还涌现了一些新型样式，将在今后的“慕课”教学实践中得到尝试。
成功的“慕课”需要成熟的理论，需要大量高素质教师，学生要有学习的主动性与能力，还要能准确评价基于“慕课”的学习结果。学者们期待，将“慕课”与传统课堂教学和其他新型教学模式结合起来，实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
农村教育发展新思路
事件：2014年12月22日至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研究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启示：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对农村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
新城镇化导致广大农村地区学龄人口“过疏化”，小规模学校在农村地区必然要长期存在。有学者认为，从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视野来看，农村小规模学校不仅要保留和恢复，更要高质量地发展。应该重视农村学校的发展价值，以倾斜性政策提高农村学校质量。也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对学校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发挥学校在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及社区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有学者认为，应把提高待遇作为提升职业吸引力的突破口，吸引优秀人才去农村任教。探索、创建新的机制，有利于优秀人才“进得来”，农村教师“留得住”、“干得好”。学者们特别强调，要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师生活补助。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关爱与教育权益保障应受到更多关注。学者认为，地方行政部门、学校、社会力量要共同努力，扩充农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加强留守儿童受教育全程管理，构建社会关爱服务机制，发挥农村社区功能。
职业教育需重塑使命
事件：2014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出全面系统的战略部署。
影响：如何重塑使命、自觉求变，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核心制度安排。在宏观构建上，有学者建议基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构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中观构建上，学者们重点围绕中高职有效衔接、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几个重点问题展开了理论与实践探索。
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促进劳动力流动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在现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学历文凭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国家资格框架制度，为构建衔接的职业教育课程提供重要依据。构建完整的国家资格框架离不开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教育机构、企业、行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利益主体的支持与协调。现代学徒制的“现代性”，既是职业教育研究必须追问的理论问题，也是影响相关职业教育改革成效的关键所在。有学者认为，现代学徒制的“现代性”体现为：功能目的从重生产性到重教育性；教育性质从狭隘到广泛；制度规范从行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利益相关者机制从简单到复杂；教学组织从非结构化到结构化。学者普遍认为，企业充分参与以及校企合作机制建设是我国现代学徒制成功的前提。
探索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事件：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战略部署。
影响：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推动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学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引导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具有多重意义。有学者认为，本科高校转型是多重动因促成的结果，既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也是发展多样化高等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需要。还有学者认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不是单纯的制度变迁与技术革新，更涉及深层次的观念革命,涉及对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诉求。
正确认识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内涵并科学定位，是发展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实践前提。学者们认为，应用技术型高校重在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以学习者职业发展为核心，接受社会评价。其主要特征是：学校办学与地方经济发展对接，专业设置与地方主导产业对接，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工作岗位要求对接。有学者提出，在办学模式和管理模式上，应用技术型高校需要积极开展与企业的合作，甚至把校企合作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性模式来建立。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创新和机制改革。有学者认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一是要确立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二是要加强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政策引导和宏观指导；三是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分类评估制度；四是要加大对应用技术大学的经费投入；五是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六是各级政府要为行业企业参与合作育人提供法律、法规和机制保障；七是要在国家框架下开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国际合作；八是要加强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还有学者认为，转型发展是一项长期工作，每所学校的基础和面临的具体困难不同，转型发展方式可采取多种转换路径。
智库建设拉动教育科研创新
事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态度：智库建设的全面展开，为教育科研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智库建设是国家社会活力和国家智力水平的重要标志。有学者认为，出思想、谋战略、提对策，是智库的根本功能。新型高校智库应明确主攻方向,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为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思想高地，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有学者认为，随着教育智库建设的全面展开，国内教育研究机构的原有态势和格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对于教育科研部门来说，需要转变观念，创新机制，从队伍到研究方法再到服务功能的发挥均需加快转型，在人才会集、思想引领、教育公众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由于国家教育改革的任何重要问题都会受制于多种复杂因素并会产生多方面复杂影响，具有综合性、连带性特征，因此协同创新便成为教育智库采取的一种基本研究方式。学者认为，教育研究的协同创新可分为整体协同与多元协同、学科协同与跨学科协同、行业内协同与行业外协同。与其他领域相比，教育研究的协同创新有着注重集成、突出包容、强调运用的特征。
（高宝立 杨雅文 刘洁 许建争 张平 邓友超 金东贤，作者单位为教育研究杂志社，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